一个有才能的演员什么都可以表演出来，惟有自己的艺术气质是“表演”不出来的。这只能是自己全部的思想认识、政治倾向、生活积累、文化教养和艺术趣味的自然流露。因此，艺术气质的高或低，是
任何别人所不能干预、不能代办、不能“导演”出来，而只能决定于自己在政治上、在生活中的态度。气质是抽象的，但不是神秘。它是可以、而且必须不断改造和培养的。至于在创造具体的戏剧形象上，则气质首先体现在演员对角色的理解的深度方面。这种理解，不止要能叙说得出来，还必须能在舞台上形象地表演出来。
演员有演员的气质，角色也应该有角色的气质。这是矛盾的统一。演员在处理自己的角色时，必须深刻理解角色所应有的气质，但又必须使自己的气质成为主导的方面。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只有自己是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才能演好先进的英雄人物；只有自己是好人，才能正确地演好坏人；只有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才能演好古人。
例如贾宝玉，应该怎样理解他呢？他不是象薛蟠那样的花花太岁、浮浪子弟，这很容易看得出来。如果徐玉兰在十几年前演这个角色，就很难说她不会把贾宝玉演成一个专在脂粉堆中讨生活的“水做的”公子哥儿。也就是说，非常简单地从部分生活现象上去理解贾宝玉。或者进一步，把他当成对自己的爱人忠实热烈、富于感情的人。那也只是抓住贾宝玉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本质的方面。但是现在徐玉兰演贾宝玉，她没有忽略在许多细节上显示出贾宝玉的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没有忽略他对女孩子们的习惯特点，没有放松他的爱情生活的体现；但是不止于此，徐玉兰在剧本所给予的良好基础之上，更深入了贾宝玉的心灵。她和剧本一致地强调了《读西厢》、《被笞》、《婚礼》以及《哭灵出走》等几场戏，这几场戏是能够突出贾宝玉的斗争精神的。在这几场戏里用幅度较大的动作，用较长的唱句，用起伏强烈的情感节奏，就构成了一条主线，就鲜明地形象地告诉了观众，贾宝玉不仅忠实于自己的情感，首先是忠实于自己的理想的；不仅在爱情是大胆的，首先在对封建礼教上是大胆的。他是坚决反对国贼禄蠹之流的封建礼教的逆子贰臣。他对林黛玉的爱情忠贞不渝，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在思想感情上有深刻的共鸣，因此他们的爱情是高贵的、纯洁的。徐玉兰能够正确地理解贾宝玉，是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提高的结果，而她之能够在正确理解人物的基础上真实地演好贾宝玉，又是由于她自己的气质已经从过去的所谓“潇洒”大大跃进了一步，有了一些较为深刻的东西。因而她就能在表演上从表面的花巧中跳出来或钻进去，探索角色的真正的内心世界了。
王文娟对于林黛玉这角色，同样在她的身上放进了一个卓异的火热的反抗的灵魂。贾宝玉是一个复杂的戏剧形象，但林黛玉比贾宝玉更要复杂些，贾宝玉是荣国府的宠儿，他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口没遮拦，狂言惊俗，封建礼教只在最后关头才对他有所拘束；在日常生活中他是较少顾虑也较少阻碍的。但是，林黛玉不同，她是女孩子，是寄居的女孩子，是自己家庭没落了才寄居富贵之家的女孩子，她出身并不“卑贱”，但今天却是落魄；她读了许多诗书，但那个时代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她感情炽热，但环境不允许有丝毫外露。她有一肚子对现实的不满，满胸怀的幻想和企望，她愿意全身心地有所追求， 然而这一切，都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却又非说出来不可。从进荣国府头一天起，特别当她与宝玉大胆地同读了大胆的张珙与崔莺莺爱情故事之后，她就一直在各种思想与情感的冲突中煎熬。王文娟在角色创造上十分细腻有致，不仅在《读西厢》、《葬花》、《焚稿》这些分量很重的场次里，不放过每一次情绪的细微颤动，就在某些次要的情节中，也都是全力以赴，精雕细刻。细致地刻划性格不止是表演艺术上的风格，更重要的是性格本身的复杂要求着刻划的细致。
但是对林黛玉仅仅理解到她的复杂就可以结束了吗？王文娟在艺术劳动上是十分艰苦的，她终于从“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似的情境中理出了一个头绪，她的理解深入了一步：“质本洁来还洁去，休将白骨埋污淖。”纯洁的心灵，永远与污淖的渠沟斗争的高贵而寂寞的心灵，不正是林黛玉的“质”吗？找到了性格的核心，一切复杂的现象统一起来了，形象创造的主要脉络显现出来了。王文娟把林黛玉塑造得如此丰富，又如此单纯，这不是一般理解的那个多愁善感、伤春悲秋的林小姐，这是在烈火中撼人心魄地嘶叫着的凤凰。
我们常用“高贵”、“庸俗”等状词来指出气质的特征。王文娟和她所演的林黛玉，应该说都是气质高贵的。林黛玉的高贵不在于她的门第出身，而在于她和贾宝玉一样的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而王文娟在表演上的高贵气质，则在于她深刻理解了林黛玉，站在更高的地位以自己全部的同情倾注在林黛玉身上。对于自己饰演的角色的极度严肃认真，忠实于角色的性格，绝不把非属角色所有的东西外加到角色身上，这是任何一个优秀演员的必具美德。
这样两个演员，从政治到艺术，都有着强烈的进步要求，都在不断地努力改造自己的陈旧的气质，培养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气质，都认真地进行角色创造，力求有倾向地真实地再现角色，而又是长期合作在一起，这就使得她俩的艺术创造的成功有了巨大的可能性。《红楼梦》剧本的改编是不错的，导演也是很好的，舞台艺术的完整性十分显著，而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应该说是属于这两个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道路上共同前进的伙伴。我谨祝她们更好地合作下去，创造出更为绚烂的戏剧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