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孟丽君》自公演以来，受到观众广泛的欢迎，盛况历久不衰。但是评论界的反映似乎是冷淡的。当然群众欢迎有种种原因，未必群众欢迎即为上乘之作。但群众反映，亦不可等闲视之。我们常说“群众喜闻乐见”，不研究群众喜欢什么，为什么喜欢，又怎能产生越来越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呢？多少年来我们对群众反映逐渐形成了一套实用主义的态度，当群众反映与主观意见一致时，于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而当群众反映与主观意见不一致时，也有一句现成的话：“不要当群众的尾巴”。我们缺少对群众反映进行客观分析的习惯。严重脱离群众，戏剧评论还能有多少威信可言呢？
中外文学史、戏剧史证明，群众广泛的、持久的欢迎或抵制，较之专家、领导的意见，往往包含更多真理的成份。二百年前陈端生写成《再生缘》，很快地流传于民间，孟丽君故事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而名流、学者多以下里之声视之。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先生继陈寅恪先生为之大喊大叫，一时之间，文坛震动。但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池水很快又平静了。今天《孟丽君》再度搬上舞台，又受到观众如此欢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深思呢？
凡是观众长期的热烈欢迎的作品，大都有两个特点：1.鲜明的是非观点，爱人民所爱，憎人民所憎，说了人民的心里话2.情节生动曲折，入情入理，引人入胜。这也就是《再生缘》的两大特点。越剧《孟丽君》固然不能与原著《再生缘》相提并论，但情节紧凑，脉络清楚，是非鲜明。《再生缘》的故事全无史实依据，所称朝代、所述外邦均属架空之词，是当不得真的。可是它对封建社会的现实却作了一定深度的概括：战争的动乱，奸臣的肆虐，人民的苦难，均有所表现；特别是一切人的命运，包括已身任宰辅的孟丽君的命运均取决于皇帝一人这一严酷的现实，被用传奇格调曲折地铺叙出来，可以让人们知道什么叫君主专制，什么叫封建主义！越剧《孟丽君》抓住了这一精神，渲染得体，而且情节有较巧妙的安排，盘马弯弓，一个悬念与另一个悬念相衔接。最后当金殿御审闹得不可开交时，太后出场，发表了一通高论：
劝皇儿休任性莫执拗，
遇事要从大处细思考。
若不是皇甫、孟家汗马功，
岂有这国泰民安风雨调！
皇儿啊，楼高要靠根基牢，
过河岂能就拆桥......
更何况载舟之水能翻舟，
有道是，天高不算高，
人心第一高！
天子若能重英豪，
锦绣江山千年好！
太后开明，河山为重，国事为大，一切由太后安排，于是皆大欢喜，在大团圆中闭幕。《孟丽君》自然是一出娱乐性较强的剧目，但娱乐性中有一定的思想性在。
越剧《孟丽君》受到如此欢迎，和演员的表演也有很大关系。多数演员是称职的。丁赛君扮皇甫少华虽稍嫌文弱一些，但突出了人物忠厚的一面，表现对孟丽君的怀念时，感情真挚动人。金美芳创造的年轻、荒唐的皇帝的形象，别具一格。王文娟同志的表演尤为出色。孟丽君是一位颇有近代精神的女性，她对于封建社会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根本不放在心上，机智勇敢，所作所为，富于传奇色彩，按理说，也算得上一位英雄人物。但王文娟没有按近一、二十年来逐步完备起来的表现古今英雄人物的程式来表现她，表演风格朴素、抒情，缩短了观众和人物的距离，使观众对孟丽君的命运充满同情和关注。可以想象，如果加以拔高、突出，孟丽君就不会如此可爱，戏也就不会如此吸引观众了！
越剧《孟丽君》上马比较匆促，无论剧本、表演、布景乃至服装都有许多有待进一步加工之处。最大的不足是剧本过于受话剧本的限制。名家的作品固然应受到尊重，但名家未必每一部作品都是成功之作。严格地说，话剧《孟丽君》的创作是不太成功的。按照传统的话剧结构方法剪裁情节，虽然保存了原故事的一些精彩片段，但大量的生动丰富的内容被不适当地割舍了。戏曲剧本更不应当如此。有关苏映雪、皇甫长华等情节的取舍问题，都是值得重新斟酌的。总之，越剧《孟丽君》还应在戏曲化方面下些功夫。
其次，戏的结尾也值得一议。
陈端生《再生缘》并没有写完。第十七卷最后的情节是：荒唐的皇帝改扮内侍，私访依然男装的孟丽君，逼她为妃，限期三日，如果违“旨”，一切严重后果由本人负责。孟丽君被逼得“口吐鲜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作家的笔便中止了。如果陈端生写完全书，故事得怎样结束呢？根据郭沫若先生推测：“照故事发展看来，依着孟丽君的性格，同时也依着作者的思想，是只好写成悲剧的。”这就为我们的戏曲编剧提供了一个英雄用武之地。陈腐的大团圆旧套早该破一破了。我国文艺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尾虽由来较早，但普遍流行则似乎始于元代。有人认为大团圆表现了古代人民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我认为未必尽皆如此，也常常是一种对现实和斗争失去信心、而企图借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大团圆聊以自我解嘲的消极表现。一般地说，在国家、民族处于灾难之中，人们对文艺作品的悲剧结局特别敏感、特别忌讳。而在国家强盛、社会繁荣之时，却有时会有惊心动魄伟大的悲剧作品问世。《孟丽君》的改编者是否可以思路更开阔一些呢？